为何 科幻电影，为何总被电影节冷落？

47年前，戛纳电影节将评委会大奖颁给了塔尔科夫斯基的《飞向太空》，加上戈达尔曾以《阿尔法城》获得过金熊奖，这两项荣誉可以算是科幻电影获得的最高荣誉了。迄今为止，尽管科幻电影佳作辈出，甚至长期雄踞着制作费最大、票房最高的电影类型，但是在电影节上，科幻电影总是备受学术权威的冷落。就连备受宠爱的王家卫，他的文艺科幻《2046》，也仅仅是获得戛纳提名。

除了文艺圣殿戛纳，商业片扎堆的奥斯卡，似乎对科幻电影网开一面，给了很多次技术大奖和视觉效果奖，但也仅限于此而已。就连影史经典《发条橙》，若论对人性的刻画，对社会制度的批评，甚至表演、剪辑和配乐，都堪称影史高峰，但是在奥斯卡评选上，竟然完败给一众写实电影，甚至连个技术奖都没捞到，难怪导演库布里克的粉丝们抱怨说：电影节评委看科幻电影就像后妈看儿子。

就当电影节带着偏见看科幻电影的时候，荷兰鹿特丹当代美术馆给了科幻电影以殿堂级的荣誉。它用一个全球巡回的展览《科幻，进入未知世界》（SCIENCE FICTION A JOURNEY INTO THE UNKNOWN），重新回顾了科幻文化的历史。

展览从恐龙讲起。原来，在电影诞生之前，写实油画和漫画书，早就讲述了很多恐龙的故事。在大众文化中，恐龙可早就是人气动物了。还可以说：人类对大体型生物的恐惧，和对失去的世界的想象——这两种历史性情绪，也都投射在了恐龙题材的文化产品中。于是，1993年，《侏罗纪公园》集前人研究之大成而横空出世，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恐龙电影，人们在电影院里惊声尖叫的同时，顺便对科学和自然的关系也稍稍思考了一下。电影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设定：现代科学可以从蚊子等昆虫身上提取并复制出恐龙的基因，于是有了制造恐龙的技术，那么科学应不应该做这件事？远古文明和现代该如何共存？

用科幻电影质疑科学的伦理，不是一件新鲜事了。最尖锐的质疑还是对人的复制上。《银翼杀手》和《月球》都提出了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：当一个复制人，具备了人类的情感，有了痛和爱，他们有没有做人的权利？

这个问题，将科幻的题材指向了人类文明的终极思考：人的本质是什么？

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(Blaise Pascal ,1623-1662)说：“人是会思考的芦苇”，他点明了人的脆弱性，还有人的属性在于“思考的能力”。而在众多的科幻电影中，这种思考的能力，完全是可以被支配、被控制的。比如《盗梦空间》中，提出了这样的设想：在人的意识中植入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会发展出行为动机，于是人的选择、人的行为就变成被操控的。电影的男一号，将“你父亲爱你，希望你能自立门户”的想法，植入到了财团继承人的脑子中，最终这个儿子放弃了继承家业。

从控制情感到控制行为，从掌握信息到掌握社会，从篡改历史到建立统治的合法性，这些古老权谋，至今影响着人类生活。